咸丰元年三月九日，曾国藩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全局性的战略思考后，递上《议汰兵疏》，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抨击。他说：“如今天下大患有两个弊端，一是国用不足，二是兵伍不精。也正是这两种祸端导致了鸦片战争的二千一百万赔款；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，亏失九百万；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；连年水旱灾害，造成歉收、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，中央财政岌岌可危，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盘程序。如今社会穷困，经济衰败，人民生活极端困苦，不可能再刮油水，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，唯一的办法只有裁兵减饷。”
尽管曾国藩提出的意见很有道理，尽管咸丰帝也认识到养兵无用，不如不养，但是他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。
曾国藩深知咸丰帝圣意已决，就没有再次上奏，到了咸丰二年六月，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。七月二十五日，行抵安徽太湖，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，旋即回乡办理丧事。十二月十三日，他接到皇帝的谕旨命其帮办团练。终于，曾国藩又等来了一个机会，来实现他在北京时未能实现的理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