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左传》的史学意识，一方面，表现在上文所引它对《春秋》文辞的称赞；另一方面，表现在它十分关注史官记事的态度。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通过记载晋灵公被杀、太史董狐对此事的记述及其与赵盾的辩论，然后借孔子的话，称赞董狐“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”，突出了董狐坚持如实记事的原则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之事后，写道：“太史书曰：‘崔杼弑其君。’崔子杀之。其弟嗣书，而死者二人。其弟又书，乃舍之。南史氏闻太史尽死，执简以往。闻既书矣，乃还。”《左传》作者对于这一史事未做评论，但联系宣公二年所记，这是非常鲜明地在称颂齐国太史兄弟和南史氏不惜以死殉职的精神。所谓“董狐精神”“南、董之志”，成为中国史学上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先声和楷模，同《左传》的史学意识及有关的记载是密切相关的。
《左传》的史学意识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，表明中国古代史学此时已开始滋生史学批评的思想。孔子对董狐的评论，《左传》对《春秋》的评论和对史官恪守职责、秉笔直书精神的称道，说明古代史学批评从开始滋生之时起，便具有很高的境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