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学的危机和对理学的批判　嘉靖、隆庆以后，随着阳明后学的传衍，王学内部门墙林立，诸说杂陈。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记王学诸派不下数十家。然就中大别，则可分为渐修派和顿悟派。渐修派以聂豹、罗洪先、钱德洪为代表，他们提倡静坐归寂和逐事磨炼，强调克去私欲的绳检与渐进工夫。顿悟派以王畿、王艮为代表，他们主张成良知，愚夫愚妇能知能行，不赞成烦琐的修养程序和细节，强调顿悟良知。顿悟良知派在内容和形迹上更多地剥取了佛教禅宗的思想路数，他们讲良知往往加杂禅机，并公开强调儒释道三教合一。两派主张虽有所差异，但佛教禅宗化的倾向却有所加深。他们以空谈心性为高雅，以理财治生为卑俗，其“禁欲存理”的鼓噪则窒息了人的创造性，致使空疏无用之学泛滥起来。心学还逐渐浸淫于科举考试之中，名士清流自相标异，故弄玄虚。
心学空疏无用学风的泛滥，犹如一场浩劫，使早期儒家学派的优良学风和传统逐步丧失。于是出现了以罗钦顺和王廷相为代表的思想家对阳明心学的批判。他们既反对程朱理学的“理为气本”、“理先气后”说，同时也批驳阳明心学“心外无物”、“心外无理”说，主张“理只是气之理”和“理在气中”的观点。他们反对理学家“知先行后”或“现成良知”的先验论，提倡“知行兼举”的认识论。罗钦顺倡导“经世宰物”。王廷相认为“惟实学可以经世”，特别强调“行”即实践的重要性，严正指斥脱离实际、虚空的弊病。在晚明转型时期，对各种不同观念和语言规范的运用代表了一种新的思想方式，而对“气”的哲学的提倡，不仅反映了知识论的走向，而且也代表着一种主导性趋向，反映了从抽象的义理之学向具体的实证观念的转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