聂荣臻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,说明这个办法不行。原因是中国的情况与当年的俄国不同,尤其在广州,工人已分裂为左右两派,共产党能够直接领导的只有一部分行业工人,大部分机器工人被国民党所掌握,也就是广州工人的主要力量不在起义军手里。这种情况下,组织不到多少人来进行示威游行,况且革命处于低潮,示威游行即便搞起来,也不会有多少人响应。
对这些不同意见,纽曼不但听不进去,还拿大帽子压人,说聂荣臻等人是单纯军事观点。
纽曼是“钦差大臣”,对于他的话,张太雷及其起义指挥部不能不听。如今起义提前倒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理由,在大家的共同坚持下,决定起义前不再搞总罢工,起义也仍然安排在晚上举行。
另一方面,起义的节奏不可避免地被打乱了。预定要参加起义的各部,除了教导团组织严密,能迅速行动外,其它的都难以跟上,或者还没有通知到,互相问开会了没有,究竟怎么办,或者接到通知也缺乏心理准备,有的手车夫工人甚至说:“我的车还没有拉完呢!”